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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上课:一半是学生 另一半是老师  

2008-01-15 12:57:27|  分类: 历史话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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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三十几岁就被人称为“教授中的教授”,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中国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据说,陈寅恪每次上课,教室里都座无虚席,满满当当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陈寅恪上课为何有着如此的奇观,他究竟有着什么不一样的魅力呢?
  陈寅恪给上课,从不拾别人牙慧。史学家李埏回忆,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开宗明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常人难以企及的大师风格,当然不仅体现在“四不讲”上。
  陈寅恪的教学方法有其独特性,他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
  唐代研究学者、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回忆陈寅恪的教学方法时,描述说:“陈师讲学,注意自然启发,注重新的发现。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但做论文,他要求新资料和新见解,否则并无益处。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各同学听讲及研究后,细细的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每位提出一、二问题;自然,教师也是不能包懂的,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工夫。”
  罗香林还回忆道:“陈师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形,也非常关心。”
  陈寅恪是个很少让人失望的人,校外旁听生“慕名而来,满载而归”,无一失望。当时在燕京读书的周一良回忆道:“我从燕京到清华去旁听(实际是偷听,因为不需办任何手续)陈先生的课,感到与以往所听的中外历史课大不相同,犹如目前猛放异彩,佩服无已。那时一起去听课的,有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俞大纲(都已逝世)和劳榦(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三位先生。我们这几个青年都很喜欢京剧,下课之后,常常议论说:真过瘾!好像又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戏!”
    这拿手戏看者容易,演者不易,陈寅恪场场能拿出这般精彩的拿手戏,与他的治学之勤和治学之严分不开。
  当时的“清华学院多英杰”,王国维住西院,梁启超住北院,赵元任住南院(抗战后改名照澜院),陈寅恪先后住过西院36号、南院2号,以及新林院(俗称新南院)53号,都是常川住校的名师,而学生也都是一时之选,要让学生和老师都佩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陈寅恪不仅在学识上让老师和学生都佩服,也在治学上的严谨让他人皆佩服。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后来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为此,傅斯年对陈寅恪评价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的长女流求的追忆中,我们还可以窥知一二他的治学之勤:“从我记事起,我家住在清华园南院,后移居新西院(按1935年后),距西校门不远。这时家中生活紧凑而有规律。父亲每天出门总是夹着个布包袱,包着书本。晚上照例伏案工作。父亲从不满足自己掌握的治学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交民巷找一位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
  陈寅恪治学面很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曾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可以说是通晓古今活文字及死文字十余种,能背诵《十三经》及“三通”,对佛门典籍及隋唐史尤有精深之研究。
  陈寅恪初到清华授课时,给研究院的两届研究生约七十名,首开的课便是“佛经翻译文学”,后又担任“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文法”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内容牵涉到许多边疆语言和外文,在当时算是自辟蹊径的创举,懂的人很少。一位研究生回忆当时的情景道:“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札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
  对陈寅恪上课的情景,曾旁听他的课的许世瑛描述说:“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的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了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他讲课都是讲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功课可以听上好几次,因为内容并不全同。”
  陈寅恪所教的课程虽生僻,但他侃侃而谈,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把史料、引文的出处,作者是谁,哪个版本,多少页,都给学生交代得一清二楚,伴随而来的阐发甚是精当,令人不由得称叹。
  难怪陈寅恪初到清华时。吴宓有赋赠陈寅恪,言:“经年瀛海盼音尘,握手犹思异国春。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冲天逸鹤依云表,堕溷残英怨水滨。灿灿池荷开正好,名园合与寄吟身。”并认为陈寅恪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对陈寅恪,梁启超也很尊重,向人介绍时常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在推荐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时,当时的校长曹云祥曾问梁启超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云祥问:“他有没有著作?”梁启超答:“也没有著作。”曹云祥又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先生气了,道:“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接着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梁启超最终说服了曹云祥。可见梁启超对陈寅恪的重视和佩服。

也许今天这个时代有别于陈寅恪上课的那个年代的缘故,虽然时代进步了,社会发展了,教授多如牛毛汗牛充栋了,但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却很难寻觅到象陈寅恪那样的教授了。如今的一些大学教授,多为位子、票子、房子、女子、车子之类所累,较少在学识学问上下更多的功夫,尽管其中也有一些留洋镀金过的,但象陈寅恪那样学贯中西、博学广闻、认真传授知识的几乎没有一个。

人们也不要过多地责备当今的大学教授们,也不要拿陈寅恪、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相类比,也许他们也在需要人们的更多的理解和更多的认同呢?!在一个人人崇尚金钱崇尚物质的浮躁时代,又何必把鞭子都抽到那些教授身上呢?但作为大学教授们,起码应该做得比平常人要好一些的,要在学识、学问方面在社会上带个好头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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