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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人官员为何多遭贬斥?  

2009-01-05 00:14:52|  分类: 历史话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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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官员遭遇贬斥的现象稀松平常,其中尤以那些文人官员更为甚之。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从遥远的先秦、两汉,到唐、宋、元、明、清诸朝代,人们就会从中发现一个十分普遍的共有现象:这就是那些兼有文人身份的官员遭遇贬斥的现象几乎比比皆是——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司马迁斗胆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惨遭贬斥下狱受腐刑。
  
  (约前339~约前278),屈原由于在内政外交方面,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产生了尖锐矛盾,加之上官大夫等人的百般嫉妒,后来遭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701~762),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左右,李白抵达长安争取政治出路,但失意而归;天宝十四年,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次年十二月应邀入永王李璘幕府。永王触怒肃宗被杀后,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
  
  768~824),36~49岁时 ,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请求减免赋税,被贬至阳山县令;50至57岁时,先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
  
刘禹锡(公元772~842),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因辅助王叔文进行政治革新 ,先被贬连州刺史 ,后加贬朗州司马;后回京,又被贬连州刺史。
  
柳宗元773~819),入朝为官后,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 ,革新失败 ,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
  
李商隐(约813~约858),开成二年(837)中进士 。 次年入属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后因此受牛党排挤 ,辗转于各藩镇幕府,终身不得志。
  
范仲淹989~1052),庆历三年(1043)召为枢密副使,旋改参知政事后,推行“庆历新政”。因新政损害了官僚贵族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被诬为“朋党”。庆历五年,罢参知政事,出知邠(今陕西彬县)、邓(今河南邓县)、杭等州。
  
欧阳修1007~1072),景祐三年,为上章批评时政的范仲淹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庆历五年,范仲淹等因推行“庆历新政”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太守。
  
黄庭坚1045~1105),以校书郎为《神宗实录》检讨官,迁著作佐郎。后以修实录不实,遭到贬谪。
  
  1049~1100),元丰八年(1085)进士,曾任秘书省正字  ,兼国史院编修官等职 。 因政治上倾向旧党,被视为元祐党人,绍圣(1094)后累遭贬谪。
  
  1125~1210),由于张浚举兵北伐失败,陆游被加上“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而罢黜还乡;后在江西任上,当地发生水灾,他奏请开仓赈济,竟以“擅权”罪名罢职还乡。陆游在家闲居6年后,又被起用为严州(今浙江建德)知州。他赴京受命,写了有名的七律《临安春雨初霁》。十五年,陆游被召赴临安任军器少监。次年,光宗即位,改任朝议大夫礼部郎中。于是他连上奏章,谏劝朝廷锐意进取,减轻赋税,结果反遭弹劾,以“嘲咏风月”的罪名再度罢官。
  
  1037~1101),元丰二年(1079)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 ,新党得势,贬斥元祐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属海南)。
  
王安石1021~1086),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熙宁七年,王安石罢相。

    ................

     以上仅仅是在网络上找到的个案,还有更多的中国古代遭贬斥文人官员没有列举,但仅此也足以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中国古代的文人官员,也许是一个极具泛指性的概念称谓,但仔细分析起各个朝代文人官员的特点和构成等,人们也会发现中国古代文人官员各自有着不同的时代和朝政局势的背景,加之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人格和性格特点,各自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以及错综复杂的君臣关系和同僚关系,等等。所以,中国古代文人官员遭遇贬斥的具体原因也许是不尽相同的。 

然而,在不尽相同的中国古代文人官员遭遇贬斥的原因(个性因素)之外,其中也不乏有带有普遍共性的一些因素。

一是书生气太足。中国古代文人官员的智商都是不低的,其中有的甚至聪明过人,但因为他们首先是文人,是饱学之士,受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礼教的影响极深,因而对上司吹牛拍马的事儿即使懂得一点儿,也不是十分精通和老道的,更不会揣摩皇帝的意图,看皇帝的眼色行事。一旦遇事也就显得书生气太足,难免不会遭遇排挤和贬斥。
  二是不灵活机动。中国
古代文人官员大多都有较强的正义感,是非观念也很强,但他们喜欢讲死理,更不擅长封建官场上的策略和技巧,厚黑学学习研究不够。再加上一些文人官员确有个性上的缺陷,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

三是自视太清高。中国古代文人官员大多因在文学方面颇有较深造诣,而自视太清高,甚至到了恃才傲物的地步。他们多在诗词歌赋等文学方面造诣极深,堪称盖世一流,流传至今仍很有影响。于是,他们几乎无不清高自傲,甚至在皇帝、上司面前也不收敛,不分场合地显摆自己的文学造诣,却根本不懂得圆滑、世故,更不懂得明哲保身,结果常常因此而遭遇贬斥。

除此之外,似乎还有很多的原因,就不一一述说了。

像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重性一样,中国古代文人官员在多遭遇贬斥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些文人官员的文学成就,其中有的甚至是旷世伟大的文学成就,时至今日也在被人传诵。这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其实,司马迁本人也和这些文人官员的境遇相差无几。假如他没有遭遇武帝贬斥下狱并遭受腐刑,能否写出《史记》也是很难说的事情了。

中国古代文人官员在遭遇贬斥后多有骄人和辉煌的文学成就,这看来已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了。但是,中国古代文人官员那些骄人和辉煌的文学成就,却又实实在在地浸透着中国古代文人官员的种种辛酸、苦痛、挣扎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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