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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卖国求荣的大汉奸殷汝耕  

2010-07-20 14:28:45|  分类: 人物话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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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在北京和河北的东部地区,有一个投降日寇的汉奸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虽然它是短命的,存续时间不过一年有余,但毕竟是反动的、腐朽的、没落的,最终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洪流所淹没。说起这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还需要从殷汝耕这个人说起。因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建立,跟殷汝耕这个大汉奸密不可分………

殷汝耕,浙江苍南县人,1885年出生,早年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毕业后,加入中国同盟会。段祺瑞主政北京政府期间,殷汝耕回国在段政府从事中日问题专门研究,并开始在各军阀派系之间进行投机活动。1926年,殷汝耕参加北伐受挫后再度赴日,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并娶一日本女子为妻,而后他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高层建立起联系。

殷汝耕的个人思想道德水准极低,人品极差。早在1913年,李根源等在日本创办志成学校时,由其兄殷汝骊担任主持,殷汝耕担任翻译。其兄殷汝骊就十分厌恶殷汝耕这个弟弟,殷汝骊曾对人说:“此弟品质极坏,只要有利可图,他就能卖友,甚至会出卖民族。” 此话一点都不假。

1927年8月,国民党内派系斗争激烈,为了回避矛盾,蒋介石在提出辞职下野后,东渡日本。此时,已在日本的殷汝耕以中华留日学生会会长身份致词欢迎,因而受到了蒋介石青睐。随后,殷汝耕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日外交特派员。

1928年1月,殷汝耕从日本回国,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交通部航政司司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等职。由于殷汝耕擅长于在国民政府各部门、各派军阀中进行投机,并从中渔利,且生活挥霍无度,因而被日本当局看好。淞沪抗战失利后,殷汝耕代表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随后乘机接管上海闸北。

1933年春,侵华日军大举进攻长城沿线的主要隘口。驻守长城沿线的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是,1933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不顾社会的强烈反对,指派殷汝耕等代表国民政府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进一步实施大规模的扩张,先后制造了张北事件河北事件,攫取了河北和平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接着,积极策动华北五省实行“自治”,对中国主权进行粗暴的践踏。续“香河事件”后,又唆使在冀东的得力看家犬——殷汝耕,制造了“冀东事件”。

早在1933年9月,国民政府就批准将冀东划分为两个区,在通县唐山分别设立蓟密、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殷汝耕、陶尚铭分任公署专员。陶尚铭因不归附日本,为日方所排斥而辞职,1935年殷汝耕则由日本侵略者推荐兼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冀东地区的大权实际上完全被殷汝耕一人掌握在手中。

殷汝耕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他公开与日本侵略者勾结,使冀东非军事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严密控制的势力范围。1935年11月15日,殷汝耕为配合日本“华北自治”的阴谋,联合冀东各地一批亲日分子致电宋哲元韩复榘,攻击南京政府内外政策,要求实现“华北自治”。11月23日,殷汝耕又在日本指使下,在天津日租界召集有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等人参加的会议上,密商非军事区“自治”。翌日,殷汝耕在通州召集非军事区各县及宝坻、香河、昌平县县长,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临时会议,并于当晚发表脱离国民党中央政权宣言。决定“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之和平”。

11月25日,殷汝耕在专员公署“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自任“委员长”,12月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任政务长、“主席”。公开打出其叛国“自治的旗号,成为伪满洲国之后的第二个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傀儡政权。伪“自治委员会”宣布非军事区所属18县以及昌平、宝坻、香河和察哈尔省的延庆、赤诚、龙门,均属“委员会”管辖,这样使冀东22个县沦为日本控制区。12月,伪保安队又占领塘沽并强行将塘沽、大沽划入辖区。

  殷伪冀东政权成立后,全面奉行亲日卖国政策。在军事方面,与日本及伪满、伪蒙疆政权先后签订了军事性质的政治同盟,商定冀东海防由日本海军舰队负责;冀东接近东北的长城沿线,由伪满政权负责治安;冀东与伪蒙边境防务由双方共同负责;各方实行军事上的共同防共。在政治方面,殷伪政权各部门大批聘请日本顾问。为了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和支持,殷汝耕还多次派人或考察团赴日本和伪满等地活动。在经济方面,一方面寻求日本和伪满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又大肆出卖华北经济主权,使国民政府在财政上蒙受了重大损失。

  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对此十分愤慨,一致声讨殷汝耕的叛国投敌行经,纷纷要求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卖国贼。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南京国民政府曾经数次与日本交涉,要求日方协助取消该政权,但始终未得结果。

1937728日,在侵华日军向北平大举进攻之时,驻通县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的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官兵,在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率领下集体反正,将驻通县城内的侵华日军一个中队及特务机关人员等400多人全部歼灭,并活捉了汉奸殷汝耕,收复通县,史称“通州事件”。遗憾的是,殷汝耕后在押送途中被日军劫走。

  殷汝耕虽在“通州事件”中保住了性命,但因日方有人指控“殷与起义军串通”, 殷汝耕险些被日军处死,最终以“对事件阻止不力”为由,被日军关押数日后释放。

  南京汪伪政权成立后,殷汝耕又应汪精卫之邀赴南京,先后担任汪伪政权“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等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殷汝耕被南京国民政府列为汉奸人员,并于当年底被收押于北平陆军监狱。1946年6月26日被空运至南京老虎桥监狱,等候汉奸审判。

1946年7月,国民政府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殷汝耕一案。有2000余人到庭旁听。殷汝耕深知自己罪恶深重,但又存侥幸心理。他挖空心思,罗列了条条“协助抗战”的功绩,写出数万言《自白书》,竭力美化自己,为所犯罪行辩解,但最终无济于事。

  1947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作出判决:“殷汝耕连续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外,没收。”殷汝耕不服,数次申请复判,均被驳回。同年12月1日决定由高等法院检查处对殷执行枪决,执行庭设在南京可容万人的朝天宫大殿,这天殿内殿外挤满观看的市民。

殷汝耕随后被押上囚车驶向老虎桥监狱,在法警监押下走向刑场。此刻,他忽而口念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忽而大声叫喊:“本人并非叛国,我的心还是向着国家的。”但这一切均无济于事。执行人以小手枪对准殷脑后,弹从左额出,一枪未断气,再从鼻梁补上一枪,终毙命。

殷汝耕的最后表演也无法掩盖其一心投靠日本、卖国求荣的汉奸本质。在我看来,殷汝耕和古今中国的那些可耻可恶的汉奸们一样,都属于那种死不改悔、巧舌善变、食古不化的奸猾诡诈之人。因为他们把一己的私心私利看得比天大,当一己的私心私利同他人、集体、社会的利益相矛盾冲突的时候,完全可以不顾一切地出卖他人、集体、社会的利益,来确保一己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那些古往今来的汉奸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动物的自私与残忍。也许正因为如此,古今的汉奸都难以得到人类的怜悯与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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