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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抓捕汉奸知多少  

2010-07-21 21:43:18|  分类: 抗战话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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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尚未从陪都重庆还都南京的情况下,为顺应各方意见,维持有效统治,就迅速着手开始了大规模的抗战时期汉奸清理铲除工作。据档案史料记载,清理铲除汉奸工作最初由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部负责办理,但因时间仓促和缺乏详细安排部署,国民政府各方机关人员纷纷插手此事,事权难以统一,加之政策界限不清,导致清理铲除汉奸工作出现许多矛盾和问题。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发布手令云:逮捕汉奸,各方权限不清,责任不负,以致纠纷多端,以后关于逮捕汉奸之案件,准令戴副局长负责主持,另派有关人员会同检查办理,以归统一,而免纠纷。19459月至12月,军统特务机关在国内各地共捕获汉奸嫌疑者4291人。这虽与当时实际汉奸数额相差甚远,但一些著名汉奸基本都被逮捕。而且在此后审判汉奸之时,国民政府并未停止对汉奸的逮捕工作,最终大部分汉奸都未能逃脱法网,汉奸逮捕任务基本结束。

清理铲除汉奸在当时的确是一份肥差事,既可以使主管部门掌握大权,耀武扬威,还可以趁机敲诈汉奸,发笔横财,于是各路人马都把眼睛瞪得发亮,紧紧盯住了清理铲除汉奸这件肥差事。蒋介石的一纸手令,就把国民政府清理铲除汉奸的全部任务完全移交给了戴笠领导的军统特务机关,这让那些已经染指了清理铲除汉奸任务的其他单位人员颇为不满,但谁也不敢违抗。

蒋介石之所以把清理铲除汉奸的这一重任交给戴笠和军统特务机关,明确清理铲除汉奸工作的内部权责分工是一个考虑,此外还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军统人员曾在抗战期间留守在沦陷区,对于汉奸人员的底码和所作所为比较熟悉,有利于清理铲除行动的展开和执行;二是蒋介石在抗战时期与某些汉奸之间有过交往,甚至进行过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而某些军统人员对此知情,便于甄别执行清理铲除行动;三是蒋介石了解到军统人员长期工作在敌后,也许是有意让办案的军统人员或多或少占些好处,等等。

戴笠和军统接受此命令之后,迅速成立了专门的肃奸委员会,并在全国25个大城市设立起肃奸分会,研究起草了清理铲除汉奸的一些法令、政策和规章制度,并着手准备了对汉奸的审判工作。而逮捕汉奸则是此项工作的开幕曲。由于抗战时期的汉奸数量庞大,存在范围广泛,因而使得军统特务机关的逮捕汉奸方式也多种多样。
    
一是紧急逮捕。

抗战胜利后,在国民政府收复区内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即昔日的汉奸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政府的官员,地下工作者抗战英雄有功之臣等等纷纷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出现在战后的各种场合和活动中。正当国民政府大肆利用汉奸的风潮尚未过去,各地汉奸们还沉浸在再次被重用的美梦之中的时候,军统人员便突然出击,迅速逮捕了一批汉奸。

比如,1945926日凌晨,南京城内死一般的沉寂,身穿便衣的军统人员便悄悄摸进汉奸的住宅,对梅思平、李圣五、岑德广、凌霄、郭秀峰、周学昌等汉奸进行突然袭击式的紧急逮捕。第二天,又采取同样方式,将在上海的杨揆一、项致庄、张国元、张韬、傅式说、蔡培等一批汉奸紧急抓获。

二是诓骗诱捕。

汉奸中的许多人员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甚至有些是居在高位,因此他们与蒋介石政府的很多要员关系密切。在战后的惩奸风潮中,他们寄希望于昔日的故交能在蒋介石面前为自己求情,获得谅解,只是将其作为政治问题解决。而战后国民政府利用汉奸的政策也给了某些汉奸以希望,他们认为蒋介石会减轻甚至免除对其惩罚。而军统人员恰恰利用了汉奸的这种心态,实施诓骗诱捕政策,逮捕了一大批汉奸。

华北曾是汉奸的重要聚集地,逐一逮捕难免出现打草惊蛇的状况,于是戴笠便利用早已自首的汉奸王荫泰,由他出面,发出请柬,宴请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大小汉奸52名。在这些汉奸接到请柬之后,有些已经猜出这是鸿门宴,但是他们仍不能不赴约。据说,那些被宴请的汉奸们在吃饭时战战兢兢,饭没吃好,就来了一批军统局特务人员,他们按照名单,将这一批汉奸全部收押

对于大汉奸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逮捕,戴笠和军统特务机关更是煞费苦心。在汪精卫死后,陈璧君就与褚民谊主要经营广东之地,他们大部分时间呆在广州。抗战胜利后,她故作镇静,表示绝不逃跑,宁服国法,但这是空头支票,没有任何保证。怎样将其引离广州,羁押南京,是军统需要筹划的一件大事。鉴于陈璧君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戴笠便以此为诱饵,伪造了两封蒋介石给二人的电报,声称当可从轻议处。陈璧君对此有些怀疑,但是褚民谊却十分相信,认为有了救命符。在其鼓动下,陈璧君相信了蒋介石的电报。军统人员在见到二人后,编造谎言,首先将他们软禁在广州,而后又解押南京。陈、褚二人知道上当时,已经为时晚矣。

据说,军统利用这一手段逮捕了很多大汉奸。

三是以奸惩奸。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投降,各类伪政权纷纷解散,大小汉奸四处逃窜,对于外面的风吹草动,他们非常警觉。侦查、逮捕这些藏匿的汉奸,对于军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对于那些曾和这些汉奸共事,已经自首的汉奸来说,却相对容易一些。他们比较熟悉这些昔日伙伴的藏身之地。军统巧妙地利用他们追捕汉奸颇有成效。

原汪伪特务头子、伪军委会政治保卫部副总监万里浪就曾被军统委以侦察、逮捕汉奸的重任。为了讨好蒋介石,他更是极尽心力,利用他逮捕的汉奸有几十人,其中最著名的为伪广东省省长陈春圃。此种逮捕汉奸的方法遭到许多人的非议,但是,它在当时的确起到了作用,很多汉奸因此落网。

而且国民政府在利用这些汉奸之后,也把其中的一些人绳之以法,并未使之逍遥法外。万里浪后来逃出上海,但最终仍在安徽蚌埠为军统人员抓获,1946815日于上海枪决。
   
四是国际引渡。

据史料记载,所谓国际印度这种手段主要是针对陈公博、李励庄、莫国康、林柏生、陈君慧、周隆庠等人采取的。抗战胜利后,陈公博等人求得日本侵略者的帮助,乘飞机秘密到达日本,妄图逃脱国法的制裁。国民政府实施逮捕汉奸的计划后,曾大肆搜捕二号人物陈公博,但是没有任何线索。就在军统一筹莫展之际,日本报纸登载陈公博自杀的假消息,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军统判断陈公博定是藏匿日本。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结束后,何应钦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向日本代表冈村宁次递交了《中字第21号备忘录》,提出陈逆公博等皆为中华民国之叛国罪犯,希贵官负责转致日本政府速予逮捕,并解交南京本总司令部为要。作为战败之国的日本,此时已经无力保护昔日的鹰犬,不得已将之交出。随后军统派飞机将他们押解回国,陈公博一干人成了阶下囚。
   
五是大肆搜捕。

对于遍地开花的小汉奸们,国民政府利用民众对汉奸的不满情绪,鼓励各地民众踊跃检举告发汉奸。那些曾深受日伪侵略创伤的各地群众,怀着满腔怒火,纷纷向军统等机关写信举报,于是那些小汉奸们被陆续逮捕投入监狱,大部分汉奸都未能逃脱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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