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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延安优待日本战俘的历史往事  

2011-06-01 18:23:02|  分类: 抗战话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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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7月,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场上歼敌数量的不断增多,抓获和俘虏的侵华日军官兵人数也呈逐年增多趋势。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9378月到19458月的八年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共计俘虏侵华日军官兵7118人,其中,八路军俘获日军5096人,新四军俘获日军2022人;八路军冀中军区自1938年起3年中俘获日军官兵60多名;八路军在1940年至1941年的百团大战中,俘获日军281人;八路军120师在1942年的田家会战斗中,俘获日军100多人。

随着八路军、新四军俘虏的日军官兵越来越多,战俘处理问题已迫在眉睫。为此,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于 19371025日发布了处理俘虏的6条命令:一是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二是不取俘虏财物,惟军用品应没收之;三是医治敌军伤兵;四是在可能条件下,将俘虏放回,并给路费;五是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六是不干涉俘虏的宗教信仰。这6条命令明确了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对日俘虏政策的基本精神。随后,中央军委发出《中央军委关于俘虏敌伪纪律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政治部关于对日俘虏工作的指示》,使中共军队对俘政策不断完善和发展。

  在中共党的对日俘虏政策的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在抗日前线进行了大量的对敌政治宣传工作,日军俘虏逐渐增多,到19415月已达1800多名。这些战俘除一部分释放或转交国民党统战部外,大部分仍留在八路军中。他们虽然来到八路军中,但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长期毒害下,思想仍然十分顽固、反动,仍然继续站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上,亟待加以教育改造。

但鉴于大部分日俘分散在八路军前线各部队中,缺乏一个比较安定的改造环境。八路军敌工干部相对不足,工作比较繁重,力不从心。同时,八路军中还有许多业已改造的日本士兵,他们绝大部分参加了在华日人的反战组织。这些日本士兵,虽然已经得到初步的改造,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都不是很高,不适应反战工作的需要。他们曾多次向八路军方面提出要求,希望有一个重新学习的机会。

  就在中共军队不断俘虏日军官兵的时候,一位名叫野坂参三的日本共产党人来到了延安。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袖之一,由于在日本国内领导反战运动,曾多次被捕。出狱后,野坂参三被任命为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3月,野坂参三放弃了在共产国际的优越生活,从莫斯科来到延安。在延安,野坂参三化名为林哲,并且将自己的日本名字改为冈野进,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恢复了真名。19454月,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野坂参三作为日共代表应邀出席,并在大会发言。他在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演说中,阐明了日共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坚定立场。在大会期间,《解放日报》还刊登了野坂参三与毛泽东、朱德在一起的木刻像。

  野坂参三来到延安后,改名为冈野进,与中共中央、总政治部敌工部领导商谈了日军战俘的教育管理问题,并亲自找在延安的日军俘虏中的反战进步分子谈话,了解俘虏的教育情况。野坂参三认为:那些离开日本军队、放下武器、脱掉军装的日本工人和农民,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只要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本质,他们迟早会成为反战的和平战士。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之后,194010月,野坂参三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学校教育改造日军战俘。

  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并亲自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创办的一所正规的政治学校,具体工作由八路军总政治部负责领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谭政和敌工部长王学文等直接参与领导工作。

  日本工农学校学校位于延安宝塔山下,与陕甘宁边区政府、马列学院、民族学院、新华社、解放日报社、抗日军政大学为邻,共有16个窑洞和一栋不大的平房。包括校长和炊事员在内,全体工作人员仅20来人。工农学校校长由野坂参三担任,八路军120359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赵安博任副校长,分管行政和教务。

19434月后,改由总政敌工部副部长李初梨兼任副校长。王学文、何思敬、李初梨、廖体仁、江右书等担任各课教员。在教员中,除野坂参三外,均为曾留学日本的精通日语的中国人。学校从1941515日正式开学到抗战胜利结束共存在5年左右,最初仅有学员11人,到19458月学员增至300多人。 

  据日军战俘香川孝志后来撰文回忆说,他被俘之后,共产党敌军工作部的一位负责干部对他说:当了八路军的俘虏,要是被日军知道了会连累你在日本的家属,现在要立即换个名字。对于这种周到的安排,日军战俘大多心存感激,很快在心理上拉近了与八路军的距离。学校趁热打铁,立即展开了一系列收心稳定工作。首先是召开入学大会,欢迎日军战俘入校学习;接下来就是张榜公布禁止伤害或侮辱战俘,严禁没收或损坏战俘的私人物品,对伤病战俘给予特别照顾和适当医疗等管理规定;最后再通过谈心了解情况,逐个解除他们精神上的紧张不安,消除他们心理上的敌对情绪。香川孝志感慨地说:当时,促使我们情绪和感情上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我们接触到了八路军战士的诚实与亲切的态度。如果光靠道理说服,就会引起反感。香川孝志的这段话也充分反映出了当时日军战俘的普遍心理。八路军指战员以真心诚意的实际行动,逐渐打开了日军战俘的心结。 

  当时由于日军严密封锁等因素,延安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但对日军战俘的物质生活却做了特殊优待。1941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布了《关于日本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日军战俘的伙食费标准比我军官兵的高一倍;年节、纪念日时进行会餐;粮食供应机关,应尽量拨一部分白面、大米;衣、被、鞋、袜应按需优先发给。

据史料记载,当时延安日本学校的学员津贴每月3元,相当于八路军师级干部的补贴标准。毛泽东、朱德此时的生活补贴也只有5元,士兵1元。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生活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猪肉3 斤、蔬菜30斤等。而当时八路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干部战士主要吃小米、黑豆等杂粮,有时没有粮食只得靠野菜充饥。而对日军战俘尽量供应大米、白面,并想方设法弄些鸡鱼猪肉。在一般情况下,每天两餐有大米、白面,有时还买些水果、白糖供给他们。就餐尽量照顾日本人的习惯,实行分餐制,一人一份。

  1941年初,因日寇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和国民党反对派的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面临严重的物资困难。尽管如此,边区政府仍把日本工农学校作为第一类供给单位,尽最大可能提供所需物品。日本学员们的伙食也不断改善,主食由小米改为白面,一天两顿肉菜,每周吃一回大米,喝一次酒。刚从日本军队过来的学员见此情况不禁感叹:那边的伙食太差了,我们都吃不饱。像这里的伙食,在那边不要说吃,就连看都看不到。

    现在看来,中国人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在对待日本战俘的态度问题上似乎都有令人惊奇的相似之处,那就是无不饱含着浓厚而又诚挚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且在人格上给予极大地尊重,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宁肯自己人生活方面受些委屈,也要把日本战俘关怀照顾好,尽量做到仁至义尽,等等。这恰恰与日本人的做法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这些历史往事难道还不值得今天的日本人追忆和反思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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