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有一种奇特的新闻现象颇为常见，这就是一些地方媒体记者纷纷走出媒体所在的地方，跨市跨省甚至不远数千里到异地进行以曝光批评为主的采访报道。比如，在东北某地“矿难”事故发生后，除中央新闻媒体派员前来采访报道外，一些外省的地市级都市报、晚报等媒体也随之派出记者予以深入采访报道。

我曾接触过一位操山东口音的南方某市晚报记者，他跟我说他是那家晚报的驻外地记者，专门负责报道外省市发生的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和重大灾害灾难事件。我有点搞不明白了，象这位晚报记者这样大老远从南方某市赶来，只为采访报道与他所在新闻单位报道任务毫不相干的外地企业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和重大灾害灾难事件，仅仅往返飞机票、车船票、住宿费和差旅费等，也是需要花上一大笔钱的；而据我所知，他所在的那家晚报发行量并不是很大，至今连个网络版在网络上也找不到，类似的异地曝光批评报道的影响作用究竟有多大，况且还要给他报销采访费用？！这的确让人们很有些琢磨不透。

长期以来，一个地方和单位发生了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和重大灾害灾难事件，前来现场进行采访报道的多是新华社等中央新闻媒体单位，当地媒体由于种种原因往往是直接报道滞后，只是在事后转载转发中央新闻媒体的权威报道而已。

上述情况在近年来已经发生了某些改变，其中之一就是一些外省的地市级都市报、晚报等媒体也在加入到了地方性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和重大灾害灾难事件的报道行列，由此使得某些安全生产事故和重大灾害灾难事件现场报道队伍越来越庞杂。

一位曾在某企业安全生产事故中负责宣传公关工作的网友告诉我说，如今国内某些地方媒体对于异地安全生产事故的报道，已不再是中央新闻媒体独揽的权威报道了，而是一些外地媒体大老远跑过来，进行现场搞独家的深入采访报道，所以，接待外地媒体记者搞好公关，也是一项比较艰巨的工作任务。他还说，这些地方媒体记者大多擅长深入调查挖掘某些安全生产事故的深层次原因，因而做这些外地媒体记者的公关工作也是大有文章和玄机奥妙的。

一些地方媒体记者纷纷走出媒体所在地方，跨市跨省到异地进行以曝光批评为主的采访报道的现象，对于迅速改变地方媒体的采访报道局限性、扩大地方媒体的批评监督效力和社会影响，改善和提高地方媒体的经营水平，似乎也有一定的益处；尤其是在当今普遍存在的负面采访报道中当地媒体集体失语、仅有中央新闻媒体单一报道的状态下，一些地方媒体记者跨市跨省到异地进行采访报道，不可否认地起到了一定的报道多样、补充、完善和深化的功能作用。

但是，这些跨市跨省到异地进行以曝光批评为主的采访报道的地方媒体记者，似乎也普遍存在着对本地负面新闻报道的集体失语，而却恰恰不在乎大老远地跑到外地去进行异地负面新闻的曝光报道，此类现象一旦成为了中国新闻界的常态，那么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新闻报道局面呢？实在让人们很有些琢磨不透。

（此文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别看张学良组织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东北人那血刚莽撞的性情把蒋介石给扣押起来，敦促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实施全面抗战，但也无法抹掉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日不抵抗，率几十万东北军逃离东北的历史污点，也更难让中国人从根本上改变对张学良的复杂且又矛盾的看法。其实，张学良这个历史人物还是蛮有意思的。如果说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位充满爱国情怀的性情中人，似乎也比较符合他对自己历史的评价。比如，“东北易帜”，应该说就是张学良一生中最大的爱国亮点，值得后人们推崇和缅怀。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时，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主持制定的国旗，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横条为图案，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即代表中国各民族共和)。1917年后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时，又将国旗图案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象征皓日照耀着大地。但在北洋政府统治的地区，仍以原来的五色旗为国旗。由此看来，国旗的更换也就成为了政权归属的标志问题。

1928年 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占领平津后，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任统治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退回东北，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奉天附近的皇姑屯车站，其子张学良继任为奉军领袖。国民革命军在当时因担心日本武装干涉，没有追击，停兵于山海关内，派代表与张学良联系，寻求政治解决。

日本帝国主义一心想把东北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对张学良软硬兼施，阻挠中国统一。张学良虽出身于大封建军阀家庭，但思想上与其父辈大有所不同，他不愿国家陷于分裂和混战。他一面与日本周旋，一面与国民政府秘密达成协议。

1928年12月29日晨，东北三省同时废止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表示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将东北主权归于中央。张学良这一爱国举动，在历史上被称为东北易帜，是对日本殖民侵略方针的一个沉重打击。

张学良的“东北易帜”，是以民族和国家的大义为重，不仅受到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欢迎，也得到了全国各地各界群众的支持。张学良本人也由此得到蒋介石的极大赏识，易帜后迅速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并由此成为蒋介石的至交和座上宾。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之所以不杀张学良，除了国内外舆论的影响压力之外，也有张学良“东北易帜”的历史性贡献不无关系。

在国家与民族危亡面前，当时国内各地军阀都在考虑如何保存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使国民政府的政令很难达到真正的统一。只有东北的张学良能够积极勇敢地率先站出来，自己提出改变“国旗”，归顺中央。

在“东北易帜”前后，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比较雄厚，比起割据国内各地的军阀们都要强大许多，其中东北军的武器装备也要比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有实力，在国内属于一流的。

然而，也许是由于张作霖的突然被杀，以及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东北的残酷现实，让年轻的张学良还是毅然决然地投靠了国民政府，这不仅仅是给东北军找到了正确的出路，也给整个东北找到了正确的出路，还为那些割据一方的军阀们树立了归顺的榜样，对于维护推进当时中国的统一、粉碎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梦想，等等，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意义。张学良这一“舍小家顾大家”的义举，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也是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所钦佩的行为。

    ……………………

近据《扬子晚报》报道，江苏淮安市淮阴区的59岁居民周翠兰平时以走街串户卖豆饼为生，每斤豆饼也就能赚毛把钱。11月6日早晨，她在推自行车卖豆饼途中，捡到1700元现金。在几经周折找到失主周继伟后，让她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周继伟坚称丢的是8200元，所以坚决要求她返还另外的6500元。日前，周翠兰已与一位目击者王长玉一起收到了法院传票。

读罢这条新闻，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现在那位拾金不昧的周翠兰和知道这件事的人们是不是已经陷入在深深的后悔之中。假如周翠兰当初在捡到那1700元现金的时候，不是几经周折找到失主，而是自己悄悄地装进腰包，那么她也许就不会有被失主要求返还另外6500元现金和被人告上法庭的麻烦了；假如周翠兰把自己拾金不昧交还失主后所遭遇到的这些麻烦当作生活中的一个深刻教训，并由此将左右她今后的行为准则，那么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了。恕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里，多一些理解和包容，我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周翠兰捡到的是1700元，而那位周姓失主丢的则是8200元。那位失主凭什么就肯定这1700元就是他的8200元中的呢？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武断地判断他人的行为，还把人家告上了法庭。同样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当地法庭根据什么就受理了这样一个毫无事实依据的民间纠纷，并居然还给人家发了法院传票。

人们法院立案总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依据呀，作为失主的原告是怎么证明他丢了是8200元钱，又怎么能够证明被告拾到的是8200元钱，还怎么能够证明被告拾到的1700元钱就是原告丢失的8200元钱之中的呢？如此这般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案，法院怎么就受理了，怎么就给人家发了传票了呢？人们不明白，更需要拭目以待。

卖豆饼老妇周翠兰拾金不昧成了被告一事，也许还有更多的问题疑点有待厘清，本人就不再过多的议论了。

（新闻链接地址：http://info.txooo.com/Statute/2-1328/1353876.htm  ）

近据国内媒体报道，全球汉语文化热潮正在持续升温，已有100多个国家近4000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除中国之外，各国学习汉语总人数已达到44000人，且以50%的幅度增加，其增长势头正旺；据中国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表示，已有包括世界一流大学在内的50多个国家的250多个教育机构，已提出建立了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申请。

翻阅《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经济学人》等一些国际知名媒体，也不难发现这些外媒对全球汉语文化热潮的正面报道，称全球汉语文化热促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与认识，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最妙的一个出口产品，也是中国实施和平外交战略，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措施。

以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为代表的中国汉语汉学成功地走向了世界，由此带动了全球汉语文化热潮的持续升温，这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无疑都是很值得自豪值得庆幸值得称赞的事情。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中国汉语汉学成功地走向世界，除了更多更好地体现了中国实施和平外交战略、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措施之外，还应该把汉语汉学作为中国最好最妙的一个出口产品的价值预期更充分地体现出来，通过汉语汉学走向世界的历史性机会，让更多的国内汉语汉学专业人才乃至高校毕业生走出国门，由此带动国内迅速形成汉语热，并推动国内汉语汉学向更高层次和国际化的方向迅速发展。

然而，令人不容乐观的是，在当今国内各地不仅没有出现与全球汉语热遥相呼应的研究热、学习热，而且汉语汉学专业还在许多地方遭遇到了空前冷落。比如，在持续多年的国内暑期培训热季中，外语、数学、物理等高考应试科目往往成了屡屡升温的学习培训热点，与汉语汉学普及提高密切相关的语文、书法等培训科目却一冷再冷。

由于多年来国内学习汉语汉学的持续冰冷，一些汉语汉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的就业难现象也尢显突出，由此导致了许多汉语汉学专业本科生、硕士生不得不中途改换其他专业，宁肯改学外语、理工也不再继续攻读学习汉语汉学专业，国内学习汉语汉学的持续冰冷状况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了。

……………

既然全球的汉语文化热已经形成，并且正在持续升温，那么，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国际性汉语文化需求，而这种巨大的国际性汉语文化需求也将最终责无旁贷地落到中国人的头上，这将是一种历史趋势和时代必然。

对此，作为汉语汉学发源地的中国，有关部门是不是也应该从全球汉语热这个国际市场需求的大局出发，适时做出某些科学可行的规划和一些应对方面的准备呢！比如，适时组织国内汉语汉学专业本科生、硕士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外语和汉学方面的深造培训学习，为他们提供到海外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任职任课的就业机会，等等。这对于缓解国内大学毕业生就业也将是不无裨益的。

今年10月的一天，我应邀前去给某地举办的一个新上岗公务员培训班讲课。在快要结束收场的时候，有人提议要我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新上岗公务员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事项以及个人方面的一些体会。

其实，有关这些方面的内容在林林总总的公务员培训教材上全都有了，我再多讲了也是一个重复。于是，我就按照讲台下边递上来的一个条子所提出来的建议内容，给在场的年轻人讲了有关穷人家孩子当上公务员后应注意的一些小的问题。

穷人家的孩子当上公务员之后，一定要注意在工作上干的最出色，干的最优秀，而绝不能在工作上左顾右盼，游离不定，心不在焉，朝秦暮楚，患得患失。哪怕有人给你泼冷水，给你说些泄气的言语，给你某些消极落后的影响，你也要千万别为其所动。一旦为其所动了，泄气松劲了，那就会使你的工作情绪受到影响和冲击，最终吃亏受到影响的只能是你自己，而不会是别的人们。这话信不信由你。

有的年轻人跟我讲过这样的话，假如你是一个穷人家出身的孩子，你最好不要去当公务员。这话很没有道理。穷人家出身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要去当公务员呢，讲出这话来起码是缺乏自信心的表现，也是非常要不得的。

穷人家出身的孩子怎么啦，仅仅因为家庭社会地位低，父母下岗，没有较硬的政治靠山和后台，你就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三分吗？坚决不是的。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允许别人瞧不起你自己，但你绝对不能自己瞧不起自己。当然，这话说起来很容易，但更重要的是，穷人家出身的孩子一定要在工作上比别人做得更出色。

有些聪明的人会这样认为，穷人家出身的孩子一定要在工作上最出色的提法，会在一定程度上误导那些刚刚步入公务员队伍的年轻人，让他们都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的只会埋头钻研业务、苦干实干加傻干的人。即使是真的这样，那又何妨呢？！

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里，不论社会风气怎么样，也不论人际关系复杂与否，廉政清明也好，腐败浑浊也罢，也总是需要那些会干工作、能干工作的人，需要在工作上最出色的人。正是由于这样一些人的存在，才在客观上保证了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正常运转。所以，在“保运转”的政治前提下，任何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领导都会用得上在工作上业务上最出色的人。

当然，谁也无法否认的现实是，在有的地方和有的单位里，某些不会干工作、不能干工作、甚至不能干正事的人也大有人在，而且这种人在地方上单位里混的也非常不错，乃至比你会干工作、能干工作的人要吃得开、玩得转。比如，领导赏识，同事推崇，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等等。这种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是有存在的土壤和条件。而作为一个穷人家出身的孩子，既没有人家那样诸如靠山、后台和背景之类的优裕条件，也就不会给你准备那样的特殊土壤啦？！

当然，穷人家孩子当上公务员，也会有多条道路可走，或许也有一些捷径可走，但那大多需要成本需要代价甚至需要付出很多，而且还会有一定的风险，对于一个普通的穷人家孩子来说也未必可行。所以，我才说穷人家孩子当上公务员一定要在工作上最出色，这应该也算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吧！

与东北地区一某省级部门刊物的老总闲聊，他告诉我说自己所供职的刊物已跟主管部门脱钩，经营上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只因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尚未改变，刊物编辑方针和办刊方向不得有丝毫改变，目前只能靠主管部门的影响和关系向下摊派发行维持生计，但每况愈下的摊派征订发行数量也使刊物的前景黯淡。

从这位省级部门刊物老总口中，得知他所供职的刊物曾在前几年报刊清理整顿时险些被撤销刊号停刊，现在来看有幸保留下来但却陷于惨淡经营维持生计也未必是一件好事，仅仅靠向下摊派发行来勉强维持生计，终究会使这样部门报刊没有希望的。

国内的省级政府部门自办报刊不知是始于哪一年，但从我个人所收藏的政府部门自办报刊样品来看，大概是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开始的，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为鼎盛时期。据说，当时国家对政府部门和公家单位创办报纸杂志管理特别宽松，别说省级部门了，就是那些地级、县级部门乃至科级单位，只要主要领导一经同意创办，什么样儿的报刊也都是可以出版发行的。在大跃进初期，东北某省有个不足两万矿工的副县级煤矿，曾办了一份《XX煤矿工人报》，最大发行量多达5万余份，据称连矿工家属、中小学生也都被指定成为那份报纸的读者。该报在1960年困难时期被上级责令停办了，不然也肯定会在后来历次报刊整顿中被勒令停刊的。

国内省级政府部门的自办报刊，多为传达贯彻本部门本系统领导声音而创办，也有的是专务性较强的专门刊物。据说，那些专门为传达贯彻本部门本系统领导声音创办的报刊，大多都在2003年那次全国性报刊集中治理整顿中寿终正寝了，保留至今的是一些经过认真筛选的专业性较强的专门刊物。

这些保留下来的所谓专业性较强的专门刊物，按照国家新闻出版部门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都是明确了要面向市场出版发行的，而绝对没有明确允许它们继续靠着省级主管部门的关系层层向下摊派发行。然而，问题却是，这些被保留下来的所谓专门刊物，几乎都是按省份平均加以保留的，南省保留的也是北省保留的，东省保留的也是西省保留的。于是，这些被保留下来的所谓专门刊物也就纯粹成了各个省份之内那种画地为牢式的部门刊物，由此导致的现状是：刊物发行范围小，发行量也就大不起来了，而且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发展和媒体竞争激烈，向下摊派发行也是越来越困难了。

虽然说，靠着行政上的隶属和人脉关系向下摊派发行，也是当前某些部门报刊勉强维持生计的一个主渠道，但据了解向下摊派发行的工作形势却远不比从前了，遇到的阻力和困难也越来越多了。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在困境之中寻求更新的生存与发展之路？出路也许就在体制的继续深化改革与人们的思想解放的过程之中。

据网易娱乐频道报道，由星光国际、北大星光和上影集团等联合出品的第一贺岁大片《花木兰》将于11月27日在全国公映。日前，媒体披露了赵薇、陈坤在《花木兰》中“鸳鸯浴”的大尺度剧照。从那曝光的剧照上看来，赵薇、陈坤的“鸳鸯浴”表演大胆、暴露和刺激，很能让人浮想联翩

                  媒体披露的赵薇、陈坤在《花木兰》中“鸳鸯浴”的剧照

花木兰自古就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传奇古代女英雄，以代替父亲从军击败北方入侵民族而闻名中外，即使在今天也影响深远。把花木兰的故事搬上银幕，利用现代光影技术和艺术手段，再现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传奇古代女英雄的不朽故事，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几乎没有人会对此提出不同意见的。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竟是，这部被冠以《花木兰》之名的电影，在还没有正式放映之前，竟然把花木兰与另一个男人共洗“鸳鸯浴” 的大尺度剧照公开拿出来展示于众，如此进行卖点式宣传炒作，想来这当然是出于票房上的考虑了。

在今天这个崭新的时代里，对于花木兰这样的中国古代传奇女英雄，人们理所当然是要抛弃过去那种传统封建礼教的审美观念来欣赏来看待的，即使以现代人的开放眼光适当赋予古代女英雄人物某些新的行为观念，寄予更深刻的艺术含义，似乎也不算太为过。

但是，在这部名为《花木兰》的电影中，把一个处在封建时代中女扮男装生怕暴露自己女性身份的花木兰，非要安排在与另外某个男人“鸳鸯浴”的尴尬场景里，而且正如电影中所表现的那样，古代女英雄花木兰甚至以比现代某些陪浴小姐还要开放，这就不再是对一个古代传奇女英雄人物的某些情节处理的艺术问题了，而是直接反映了设计安排这种情节的编导者的思想道德观念是何等的肮脏和低劣。

说其肮脏，主要是指这些披着电影艺术工作者外衣的人们，他们对于花木兰这个中国古代传奇女英雄的故事，不是还原和再现某些历史的场景，也不是还原和再现某些历史人物当时的思想道德心态，更不是推陈出新，把花木兰这个中国古代传奇女英雄升华到一个崭新的艺术高度；而是在严重缺钱又缺赚钱伎俩的境况下，企图以自己卑鄙龌龊的心态，用低俗、庸俗和恶俗的手法，断然给古代传奇女英雄花木兰扒掉衣衫，让道德向低俗、庸俗和恶俗举手投降。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十分肮脏的吗？！

说其低劣，主要是指胡乱给中国古代传奇女英雄花木兰扒掉衣衫的做法太不高明。因为花木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向来是崇高的伟大的，也是不可亵渎的。那些披着电影艺术工作者外衣的人们，非要让神圣的女英雄花木兰扒掉衣衫跟某个男人“鸳鸯浴”，违背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道德审美情趣，会让人看了就恶心的。同时，也严重违反了中国现行电影审查尺度，这部名为《花木兰》的电影一旦公开上映，也很有可能会遭遇有关部门的强令删禁。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不是低劣还是什么？！

连日来，“河北大名县政府大院”成为了网络搜索的热点名词，原因是近日有媒体报道了河北大名县政府大院的办公用房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一用就是50年，于是，记者引出了在大名流传着一句话：“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最高的大楼是医院，最破的房子是县委县政府大院。”

我特意浏览过网上对此的评论和跟帖，发现其中众多的网友赞许有加，好评如云，足以表明了这种典型报道至今依然具有独特的轰动效应，也由此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关爱与期望。

广大网友之所以对媒体报道的河北大名县政府大院“寒酸”抱以较大热情，也许是与近年来被媒体广为报道传播的某些地方政府大楼过于豪华过于奢侈现象有关的。

网络和媒体上较长时间充斥着豪华壮观、富丽堂皇的地方政府大楼，不仅仅诱使了众多网友的视觉疲劳，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滋生或助长了一些躁动不安的情绪。于是，大名县政府大院的寒酸一经媒体报道，立即受到网友们的热情追捧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其实，在当今中国，类似“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最高的大楼是医院，最破的房子是县委县政府大院”的现象评价，也绝不仅仅止于河北大名县一家。

还有更多的“最破的房子是县委县政府大院”，据我所知，也就是在河北省内，还有的县市早在多年前就已跨入全国百强行列了，但党委政府的领导们依然挤在简陋房子里办公，政府机关的危房实在不能继续办公了，才搬到学校腾出来的旧房子，而学校却搬迁进入了崭新漂亮的新楼…… 我相信，这样的事例还会有许多，只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暂时没有被网络和媒体发现和报道出来而已。

由河北大名县政府大院寒酸的媒体报道，也让我联想起当下有关媒体对各级官员的报道——除了若干聊若晨星的优秀公仆的正面报道之外，对各级官员、各级干部有关工作、生活实录的客观报道也甚为少见。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搞不太清楚。

但我知道，在如今除了河北大名县政府大院的寒酸，还有更多的寒酸的政府大院未被公众所知；除了那些深受人们爱戴的优秀公仆，还有更多的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埋头实干的各级干部确实未被公众所知………

这虽然不是什么坏事情，但作为公众也许更需要的是客观、全面。

    近来翻看一位西方知名学者写的一部有关中国家庭关系问题的研究著作，发现里面有很长篇幅是记述中国男人如何“怕老婆”的，并称中国已婚男人“怕老婆”的历史传统由来已久，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妇女翻身地位提高之后更有所发展，中国已婚男人“十有八九怕老婆”已不稀奇了，中国男人“怕老婆”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惧内文化”了，等等。

中国已婚男人究竟是不是“十有八九怕老婆”，我没有调查也就没有发言权，但据我所耳闻目睹的中国男人“怕老婆”，倒的确是一个司空见惯了的生活现象，也许是因为见怪不怪了的缘故，所以也就没有象那位西方学者那样对此引起特别的关注。

有关中国男人“怕老婆”的话题，并不是新时代的今天才有的，其历史传统也是渊源流长的，甚至跟民以食为天的“吃文化”、醉解千愁的“酒文化”、诗情意韵的“茶文化”一样，都是有着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掌故存在于其中的——

想当年，周幽王为愽得褒姒一笑，居然在烽火台上点起狼烟以戏诸侯。虽说这只是一种过了头的宠爱，但也包含着“惧内”和“怕老婆”的成份。周幽王作为一国之君，他不可能不知道点狼烟戏诸侯的后果。如果他没有受到来自褒姒的强大压力，我想他断然不敢使出那样的绝招的。

那个经伍子胥推荐给吴公子光刺杀吴王僚的专诸，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善战勇夫，但据说他也是一个很怕老婆的男人。《越绝书》记载：伍子胥看见专诸正要跟许多人打架，谁也无法劝说解围，他老婆出来叫他，他马上就乖乖回家了。子胥很奇怪：一个有万夫莫当之气的大汉，怎么会被一个女人拿住？专诸告诉他：能屈服在一个女人手下的，必能伸展在万夫之上。

这大概便是先人专诸的“怕老婆”和“惧内”的最原始理论了，大概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演变，也才有了今天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那句“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的笑话了。

说到“怕老婆”和“惧内”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苏轼的那首《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的诗了。“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这龙丘居士原名叫陈季常，是苏轼的好朋友。因为他是个酸秀才，婚前也是那种花天酒地，沉迷于酒色之中的感性之人。自取了柳氏后，在柳夫人的高压政策下，他变的惶惶不可终日，柳氏在隔壁轻喝一声，他竟然就把拐杖都给吓掉了。

在中国，古往今来围城之中的男人多少总会有些“怕老婆”和“惧内”之类的情结，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有诗曰：“云淡风清近晚天，傍花随柳跪床前。时人不识余心苦，将谓偷闲学拜年。”这诗将“惧内”男人自嘲的无地自容。

    据说。中国男人的“怕老婆”、“惧内”也不尽相似，而是各有各的具体情况，但大体上还是可以归纳分成以下三类九种：第一类就是“势怕”。势怕”有三种：一是畏妻之贵，仰其伐阅；二是畏妻之富，资其财贿；三是畏妻之悍，避其打骂。第二类就是“理怕”。理怕”有三种：一是敬妻之贤，景其淑范；二是服妻之才，钦其文采；三是量妻之苦，念其食贫。第三类是“情怕”。一是爱妻之美，情愿奉其色相；二是怜妻之少，自愧屈其青春；三是惜妻之娇，不忍见其颦蹙。

据说胡适先生当年在研究了古今中外怕老婆的故事之后，总结出了“惧内”男人的要“三从四得”，“三从”即是：“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四得”即是：“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其实，中国男人的“怕老婆”和“惧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怕”和“惧”，而是大都是男人们含有“不和女人一般见识”的潜意识，男人在家中竖起这“惧内”的“免战牌”，那是因为所有的中国男人都知道，家是最无法说理的地方，跟家里的老婆更是“有理讲不透”。所以，“怕老婆”和“惧内”，也就成了中国男人的一个聪明之举。

   “怕老婆”和“惧内”并不一定就是中国男人的耻辱，而在某种程度上或者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男人有了“怕”和“惧”的心理，与国、与家、与己，都是有很多好处的。

从与国的角度：男人有了“惧内”的心理，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稳定。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石。男人“惧内”了，家庭暴力就必然下降了，离婚率也就低了，下一代也就不会受到伤害了，社会问题就小了，家安国必稳。

从家的角度：男人因“惧内”不抽烟、不喝酒，这一年该省下多少烟、酒钱？一下班就按时回家，不与那帮狐朋狗友，到外面花天酒地，寻欢作乐。这样不但省下了一大笔应酬的开支，更重要的是安全可靠，不会得任何的脏病，省下无法估算的治疗费。用这些省下的钱买房、买车，一家人其乐融融，这样“惧内”的结果何乐而不为。

从个人的角度：因“惧内”了，烟是不敢抽的，酒也不会乱喝，寻花问柳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每天下班之后必须按时回家，生活极其有规律，在家忙着做家务，就是最适度的体育锻炼，这样持之以恒，你不长寿都难。

随着社会的进步，男女的社会地位相对平等了。过去那种“夫为妻纲”的意识已渐淡化与消失。“怕老婆”、“惧内”之类的话题，早已成了现代社交场合的一种调味品或润滑剂。它作为一种雅谑，给人们增添一些茶余饭后的趣味。

一个现代真正的好男人，当别人说他“怕老婆”或“惧内”时，他不会感觉是一种羞耻，而是会理真气壮回答：“怕老婆就是爱老婆，我喜欢，你管得着吗？！”

    尽管中国已婚男人的“怕老婆”和“惧内”有种种好处和优点，但也极易使某些男人产生“枕边风”、“软耳朵”之类的不良效应，如果一个男人在“怕”和“惧”上做过了头，也很容易丧失一个男子汉应有的骨气和雄风。比如，时下某些腐败分子就是因为“怕老婆”和“惧内”过了头等因素而陷入罪恶的泥潭，他们的这些沉痛教训，也是值得正直的中国男人认真汲取的。

所以，在“怕老婆”和“惧内”的问题上，中国已婚男人还是要讲究适度和适可而止的为好，千万不应该毫无原则地“怕”和“惧”，做到该“怕”的要“怕”，该“惧”的要“惧”；不该“怕”的就不该“怕”，不该“惧”的也就更不应该“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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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一位远在外地的熟人给我打来电话，称急欲在我所在的城市招聘几位学外语的大学生。我问他想做些什么，他说要开办一外语辅导班，因在当地找不到人选才舍近求远来找我的。他跟我说出了他给应聘大学生开出的工资待遇单：教少儿英语的大学生每月300元工资，包吃包住；教初中的大学生每月300元工资，给上临时保险……

     我在电话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这样的工资价位在我们这个地方恐怕招聘不到大学生，因为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就连建筑工地上的小工也要每天70至100元钱以上，而且还很缺人手，一般都招不到人。我劝他趁早打消了如此招聘大学生的怪念头…….

    我放下电话跟妻子说，现在大学生就业有些困难了，社会上也就出现了一些趁火打劫、想占便宜的不法商人，试图利用大学生当廉价劳动力为自己多赚钱。我这虽然只是一种主观猜测，但我也敢肯定这种不法商人在社会上是不会没有的。

    当前，中国的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就业困难情况，其就业困难究竟到了何种境地？是不是真的象媒体报道的那样严重？尽管我每天都在上网浏览相关新闻，但对于更多的情况，我和许多人一样也还是不得而知的。因为时至今日，我还没有看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权威人士的说法，得到的相关数据也很不详尽。

    据我所知，与时下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就业困难相呼应的社会情况已经出现，这就是一些用人单位已经开始给安置就业的大学生降低工资待遇了。比如，某地市一家国有控股的工业企业，把新录用大学生的月工资标准由原来1700元迅速下调到1200元；有的单位还自作主张将大学生就业后的试验期工资由原来的1000元降低到300元左右；有一家电视台甚至对录用大学生就业后的一年试验期擅自延长为一年半，其间每月只发250元的工资，等等。

    还有一些私人企业也趁机以更低的工资待遇广为招聘大学生，其待遇、福利等也均是前所未有的过低。比如，有的饭店挂出招牌“招聘美女大学生，月薪三百”；有的服务场所甚至打出招牌：“招聘美女大学生，月薪二百五，另加提成”，等等，让明眼的人们一看便知这广告词也是带有“讽刺性”、“羞辱性”的，无疑有“趁火打劫”的意味。

    利用当前大学生就业困难形势，趁机压低付给大学生的工资待遇，以获取更多的廉价劳动力，为一些企业和个人赚钱创造有利条件，是某些不法商人拨打的一个如意算盘，而且有的已经在进行实际运作后也受到了一些效果。我以为，持有这种想法的企业和个人，似乎很有一种趁火打劫、想占大学生便宜的味道，这也是极不道德的。

    造成上述情况不断发生的原因，除了当前一些大学生面对困难就业心切之外，更为主要的是面对一些用人单位故意压价趁火打劫的现实情况，各级政府部门竟然束手无策，不闻不问，不管不理，听之任之，任凭一些用人单位把大学生的工资待遇压得过低，这是很不负责的行为表现。

要妥善地解决好当前大学生就业工资过低问题，国家有关部门理应尽快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和标准，如制定大学生就业工资标准，抓好强制性执行，加强执法监督检查，等等，切实加大力度，搞好有关劳动工资法规的执法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坚决不让不法商人去占那些大学生们的便宜。

同时，也要引导大学生以理性的态度，面对当前的就业难问题，不要过于焦虑和急于求成，切忌千军万马去挤某些独木桥，多走走，多听听，多看看，就业的机会也许总会有的，千万别让某些不法商人占尽了便宜。

    政府有关部门已到了该作为该出手的时候了！

近有媒体报道，上海交大正酝酿给本科毕业生颁发一份“人格证书”，据称此举是该校对本科教育教学由单一知识传授型教育方式向‘知识传授＋能力建设＋人格养成’三位一体全方位育人体系转变的一项全面改革，以此回应校友钱学森先生提出的杰出人才培养的大问题。

改革也好，回应也罢，上海交大的说法说词似乎很能说得过去，也颇想那么一回事儿。但是，上海交大就此酝酿给本科毕业生颁发一份“人格证书”的做法，却如同时下国内某些单位的所谓改革创新举措一样，很有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

据上海交大党委宣传部部长刘玉祥11月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样一张“人格证书”初定包括学生的心理素质、基本价值观及人际关系三个方面，而其他指标，如领导能力等依然需要讨论及论证后最终决定。在我等才疏学浅的草民们看来，把在校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基本价值观及人际关系三个方面的具体表现搞成量化指标，采取等级制依次进行考评认定，使得该校本科毕业生在获得毕业证、学位证之外，再多一个分为好、中、差的“人格证书”，无疑是在给该校本科毕业生打上所谓“人格”的标签。

再看看这份“人格证书”是怎样产生的呢？据上海交大方面介绍，“人格证书”先是由学生所在班委会考评，然后交由学生所在学院、社团做出初评意见，最后由学校成立的专门委员会来审核确定，每位本科毕业生的人格评价就此成形。

在当今这样一个倡导民主、科学、自由的时代，上海交大却在以改革和创新的名义，重蹈着封建时代旧私塾对学生进行道德评判的覆辙。试想，当一个当代大学毕业生的人格需要一份证书来证明时，而这个人的人格证书却须由他人确认评定时，不仅会使每一个大学毕业生的人格遭到严重伤害，而且还因此完全背离了倡导民主、科学、自由的时代主流。

如果说，给大学毕业生颁发“人格证书”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封闭落后的村委会或者居民社区，也许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一个村委会和居民社区的领导认知水平有可能不高，主观之下做出某些出格的事情，似乎也在所难免。然而，现实的问题却是，给大学毕业生颁发“人格证书”这样的事情，竟然偏偏发生在上海交大这样一所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了。

给大学毕业生颁发“人格证书”的社会后果及其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假如一个大学毕业生的人格评价不是“优秀”一档，那就意味着他的人格还存在缺失，那么这个大学毕业生的毕业和学位成绩如何优秀也就全没用了，哪个用人单位会用一个“人格”不甚优秀甚至存在缺陷的大学毕业生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交大“人格证书”的制度设计者们，尽管自我标榜的冠冕堂皇、华丽无比，但在骨子里却也不能说没有以“人格证书”来整治大学生的暗藏用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也许就真的背离了大学精神主旨了。

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访，中国政府的欢迎宴会既隆重又节俭，其宴会菜单为简单的四菜一汤。报道说，这国宴“四菜一汤”的标准，由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几十年前亲自制定，一直延续至今。（据《人民日报》报道）

中国政府领导人历来重视节俭，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己带头率先垂范，积极倡导和践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早已为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

           1966年4月29日 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客人在河北遵化县西铺村集体食堂就餐

然而，与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倡导和践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公款吃喝的风气却在国内一些地方成为了屡禁不止的痼疾， “禁酒令”也好、公务接待标准也好，往往无不成了一纸空文。

不仅仅如此，公款吃喝的风气还引发不少问题，诸如，酗酒肇事者有之，醉酒打人者有之，酒后驾车者有之，酒后无德乱性者有之，吃垮酒店被告上法庭者有之，甚至饮酒过度不幸“罹难”者也有之。

究其原因，情形各异，不一而足，虽难以细说，但也都跟公款吃喝的参与者有关。

既然如此，国内公务接待标准能否向国宴看齐，这就是明令把各级接待标准定为“四菜一汤”，简单明确，便于执行，能堵住贪吃好喝者的嘴巴；既节省开支，也避免把大把的时间都浪费在劝酒、闲谈上，更能以此形成高效、清廉的工作氛围。

那么，欢迎奥巴马的国宴“四菜一汤”标准可否在各地公务接待中推广呢？！

“数字电视收费有点贵，还不如买个‘锅’看电视，省钱也方便。”这是一些手机短信、网上叫卖、广告传单、上门兜售卫星接收器的广告用语，据说，这也似乎成了某些有线电视用户较为认同的一种流行看法。

根据国家有关“个人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明确规定，个人私装“卫星锅”—— 也就是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国家明令禁止之列，违者将处5000元罚款。

然而，现实的问题是，尽管国家有关“个人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明确规定早已发布实施，各级广播电视管理部门也一再重申，个人私装“卫星锅”—— 也就是个人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现象在国内各地并未禁绝。据说，近一个时期，随着数字电视在国内各地的迅速普及推广，“机顶盒”及数字电视收视费的有所上调，个人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现象似乎又有了新的发展蔓延。

有位年轻朋友告诉我，他最近已经报停了数字电视，在自家阳台上私装上“卫星锅”。他说，只需花费200元钱就可以装上“卫星锅”，从此无需再花费任何费用，就可以收看四五十个电视频道…… 这位朋友是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的，想来他对“个人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和“违者将处5000元罚款”的国家规定也许是早已心知肚明了的，但他还是跟他的一些邻居一样悄悄地选择了私装“卫星锅”。

据说，时下在一些地方，个人私装“卫星锅”十分方面，“卫星锅”市面随处可见，各种次应有尽有，售价低廉，性能良好，安装也算方便，打个电话马上即有上门服务。更对个人私装“卫星锅”用户有诱惑和吸引力的，是私装“卫星锅”只需一次性花费200元左右，这只比一个数字电视用户的全年收视费略高一些，而从此就可以让数字电视用户免除掉的收视费开支，这大概就是当前城乡各地个人私装“卫星锅”越来越多的一个利益导向吧。

国家规定的权威要维护，城乡居民的利益要考虑，怎样把相关的工作做得更好，迫切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和专家们深入研究，本人作为一介草民，说多了自然也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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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新闻地址：http://tech.163.com/09/1118/05/5OCJS5FQ000915BE.html

据《河南商报》报道，11月13日下午，沈阳棋盘山冰川动物乐园东北虎野生放养区一名工作人员，在清扫积雪时遭到两只老虎的袭击。警方在请示省林业厅后将两只老虎击伤，才把伤者解救出来。报道说，受伤的工作人员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而那两只伤人的老虎却已经死掉了。

东北虎早已被国家列为一级保护动物，并被列入国家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据说，全球的野生东北虎目前存量也只有400余只，绝大多数分布在俄罗斯境内，在我国的东北虎数量不足20只。如此珍稀和濒危的动物，竟然被一次性射杀两只，虽然说是在万不得己的情况下击毙的，虽然说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而不惜一切代价，但是，人们也还是觉得两只东北虎被击毙的理由不是十分充分。

在东北虎野生放养区内的一个相对安全的通道内打扫卫生，那两只东北虎是如何进入这个通道的，又是如何不被人发觉的情况下张口咬伤工作人员的？难道这家野生动物园没有配备相应的野生动物专用麻醉枪械，遇到某些紧急情况必须要把野生动物击毙才能解决问题吗？！

对于两只东北虎的死亡和两位动物园工作人员的受伤，的确难免让公众产生某些疑问。所以，人们也就迫切希望当地有关部门在深入细致调查之后拿出令人信服的调查报告来，把有关详细情况公之于众，把一次击毙两只东北虎的理由做个交代，帮助那些试图刨根问底的人们彻底消除心头中的某些疑虑。

如果你失恋了，就可以获得5天的“失恋假”用来恢复情伤。沪上某企业推出的这样一条新福利，让不少员工感到既新奇又感动。——这是来自2009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上的一条最新报道，我相信这不会是假新闻，因为《解放日报》作为上海地方党报的权威令我深信不疑。

给失恋的年轻员工放为期5天的“失恋假”，沪上某企业推出的这个幸福福利举措，应该说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当一个年轻员工失恋之时，企业不失时机地给他放5天的“失恋假”， 让他利用假期散散心、或在家中静养、或和朋友玩闹，他的精神和情绪一定会恢复得更快的，这对于失恋的年轻员工尽快恢复状态投入工作也更为有利。我觉得，这样做既提高了企业员工的幸福指数，又促进了企业内部的和谐，让企业员工更幸福更快乐。

有些遗憾的是，不知是何缘故，《解放日报》上的这篇报道中并没有说明“沪上某企业”究竟是哪一家企业，更为详尽的情况还是让人不得而知。所以，也希望《解放日报》的相关后续报道要及时跟上为好。

如果说，沪上某企业的这个“失恋假”，是企业关怀员工方面的一个创举，也是企业激发员工内在潜能、担负起社会责任的表现，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在全国的企业和其它单位中当中推而广之呢？！

引文地址：http://www.chinanews.com.cn/sh/news/2009/11-16/1966369.shtml

华北某县一位朋友送给我一册由他主编的地方性广告宣传画册，印刷装璜虽然精美，但内容却让人实在很难恭维，白白送上门来可能是有人要的，如果把这套定价120元的大型画册降到10块钱三本恐怕也是没人要的，因为当下连乡下人家也不时用纸兴糊墙了，有谁还会喜欢几乎没用的印刷品。这册名叫《ＸＸ指南》的画册封面上，竟然印着“作家出版社出版”，版式设计和印刷都比较正规，我看不象市场流行的那种盗用书号的假冒出版物。

作家出版社曾经是我最崇敬无比的国内出版社，从小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专门给作家们出版小说、散文和文集的一家专业出版社，名气大，牌子硬，而且出版的文学作品水平高、质量强，在国内属于一流的文学出版社。这么些年来，我自费购买文学类的书籍，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之外，几乎全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并积极引荐我的同事、朋友买文学书也都来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在我的心目中，作家出版社是国家最高的文学出版社，其权威、地位、影响等，在国内外一直都是很大的。

然而，近几年来作家出版社竟然也在打破过去的常规，变单纯出版文学类书籍为其他书籍都可以出版了。某县一位政协的朋友，把县里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等编成了书，也是在作家出版社出了书。在他送我赠书时，我跟他开玩笑：“你的派头不小哇，居然能够跑到作家出版社去出书啦！”朋友告诉我：“这没有什么神秘的，只要肯花钱，到哪儿都能搞掂。”

花钱买书号，自费来出书，对于这种当下比较流行的一种出书方式，我的确也略知一二。不过在我的印象里，那些卖书号的出版社都是二三流的出版社，人们想出书只要交上一笔不叫书号钱的书号钱和编审费，那么也就可以正式出书了。

近年来，有好多人士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自买书号出版了自己所写的书。有朋友建议我也沿用这般做法，把自己发表过的杂文、评论结集出版。我迟迟未做的主要原因，除了我对个人自费出书保留一定的看法之外，那就是我还不愿意做为了自己名利双收而让朋友熟人帮忙买书增添麻烦之类的蠢事。

对于花钱从出版社那里买书号出书的现象，我向来以为是极少数层次较低的出版社为了生计不得不而为之的权宜之计。然而，令我想不到的是，如今堂堂的作家出版社也在以这样的方式出版图书，而且不分专业、类别和性质，只要肯花钱甚至不用托关系，竟也能够在作家出版社出书了。

连作家出版社这样的国家级高层次文学专业出版社，也跟国内那些二三流的出版社一样，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选择了“效率第一”，不再固守崇高，不再讲究层次，不再追求品位，只要人家肯花钱就能够放下架子，什么类别的书籍也都可以出版了。

我并非想过多地责怪作家出版社的编审们，也能够理解他们的种种无奈和不得已，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保持一种清醒、清高与自尊的确是很难的呀。但是，尽管如此，作为一家出版社，也应该在出书方面坚持一下自己的方针和原则吧，起码不该如此不讲专业、不讲类别地随意出版非作家非文学类的书籍吧。

德国汉学家顾彬之流曾多次严厉批评中国当代文学，虽然有些偏激和过头，但毕竟也切中了当代中国文学领域的某些时弊。也许正因为国内一些出版社不能很好地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竞相躲避清醒、清高与自尊，自动放弃标准和严格把关，才使得卖书号、不按专业分工出书蔚成风气，才在有意无意中出版制造了一批垃圾读物，让人家外国的汉学家来耻笑我们的。

面对外国汉学家的严厉批评，新闻出版部门的领导同志是不是也该认真地反思一下“作家出版社该出什么书”之类的问题，从源头上堵塞某些垃圾读物的出版渠道，进一步提高我国出版物特别是文学读物的质量。

2009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全国组织部长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第5、6期培训班开班讲话时指出：“知人善任，公道正派” “要重视关心老实人、正派人、不巴结领导的人，防止任人唯亲、唯近。”

李源潮的讲话非常实在，尤其是他专门提到的“要重视关心老实人、正派人、不巴结领导的人”，非常有新意，有深度，也符合中国各地的实际，也希望能够尽快得到认真地贯彻和落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所说的“不巴结领导的人”指的究竟是指那些人呢？我个人以为，就是那些在各级各地各单位里工作和生活着的老老实实、忠心耿耿、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埋头实干、不计名利、不图表扬、不曲意逢迎、不溜须拍马的人们。

这些人，应该说是各级各单位的工作中坚和工作骨干，或者说是各行各业中比较出色的优秀人才，只是由于他们不靠近领导，不巴结领导，不溜须拍马，甚至不喜欢自己经常在领导面前“晃悠”，才逐渐地远离了某些领导的视野和视线，被某些领导人为地忽略了、忘记了，他们才在不经意间有了不被重视、不被关注的人生结局。

至于某些“不巴结领导的人”不被重视、不被关注问题的产生根源，也不能说责任全在某些领导的一方。在我等看来，也跟那些“不巴结领导的人”的个人性格和情感好恶因素似乎密切相关。在一个几乎人人都注重密切联系领导的环境氛围之下，偶尔出现了“不巴结领导的人”，那还不是自己把自己打入的“另类“吗？！所以，要谈论这个问题，人的环境和氛围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

他们对于这样的不被重视、不被关注的人生结局，除了极少数人偶有些怀才不遇之类的感觉之外，很多人似乎也是蛮不在乎的，我行我素，依然故我，也很少能够流露出跟别人异样的感觉。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含糊的，那就是他们对待工作、对待事业永远都有一种春天般的热情，总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中找到位置，默默地发挥着重要作用。

说句实在话，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风风雨雨，在许多地方和单位里，更多的是那些被自诩为和称道为“原则性”和“灵活性”都比较强的人们，像这种纯粹意义上的“不巴结领导的人”也是不多见的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对于那些“不巴结领导的人”，还是应该予以重视和关注。

李源潮的讲话意义重大，意味深长，需要人们认真地学习、贯彻和落实。

引文源地址：http://news.163.com/09/1114/19/5O3SHOGD000120GU.html

前几天，一位在某地经商发了财的中年朋友来找我，称他已经在某城市近郊以70年租期租赁了一座荒山，准备投巨资在该山上已拆毁的旧庙原址重新修建新庙，而且各种手续均已办结，只是苦于缺乏当年历史资料和旧照片之类而无法着手动工兴建。

于是，我建议他到当地的档案馆和有关部门查一查，说不定还会查到一些有价值的历史资料线索。从这位朋友的口中，我了解到了当前国内一些农村正在兴起一股建庙热，主要以在原址复建庙宇为主，用来招揽香客发展旅游经济，并非是以宗教信仰活动为目的，因而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对此也是奉行不反对、不支持、不赞成的“三不主义”。

据我所了解，目前在一些农村对新建复建庙宇表现最为积极踊跃的，既不是那些为数众多的普通农村群众，也不是某些县乡镇村的干部，而是那些经商多年发了财的各层次先富起来的人们。他们多在获得上级主管机关准许的前提下，以自己独立投资或自己募股合资等方式进行投资，并以公司化进行旅游业务经营运作的。主要是凭借修建庙宇，通过敬请各路神仙广揽香客，并广泛经营宾馆、饭店、纪念品商店、旅游、娱乐等服务项目，以此争得新的资本运营发展空间。

这种建庙的初衷本意，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古代时期修建庙宇带有浓厚的宗教纪念和信仰色彩的范畴，并且在实际建庙运作过程中大多谢绝了对民间散户的募捐集资，而是以新的资本运营方式进行的一种新的商业投资行为。所以，在看待一些农村出现的建庙热问题上，人们切不要把它看作是简单的宗教信仰精神的复苏，也不要把它视为弘扬传统、文化复古的一种行为。

对此，有关专家和学者分析，这种现象跟当今时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精神严重缺失有关。在如今，许多人特别是农村中的一些人，只是对追求金钱追求物质享受追求个人幸福感兴趣，而对于政治、宗教和信仰早就失去了兴趣，某些人不仅自己不想信仰什么，而且还竭力反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以及周围的人们去信仰什么，甚至已经到了“一提信仰心就烦”、“一提追求心就烦”的地步。于是，也就有人开始担心：如果长期如此下去，一个人岂不是变成了只知道追求金钱追求物质享受追求个人幸福的高级动物了吗。假如人人都是这样的话，大家都为了追求金钱追求物质享受追求个人幸福而不择手段，那么这个社会还会有什么前景呢？！

所以，当人们在物质生活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和程度之后，有关思想信仰危机的问题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由于有关重建信仰问题，至今也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所以，我也只能浅尝辄止，更多的话题应该留给那些专家、学者们去研究讨论了。

据《新快报》报道称，2009年11月11日上午，广州市人大代表分组前往市环保局调研依法行政工作时，因不满发言被广州市环保局局长丁红都插话所打断，市人大代表邓成明提前离场。尽管事发后，广州市环保局主要领导等人前去上门沟通，此事均宣告平息，但留给广大读者的疑虑和思考却仍在继续。
   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广州市环保局局长丁红都以“我反对以个别或部分群众意见，作为对政府工作的否定”打断了邓成明的话，最终导致了广州市人大代表邓成明的中途愤然离场。一个地方人大常委会派出的调研组在辖区内政府主管部门调研时遭遇口角摩擦，并散发出的了某些“火药味”，因在现实颇为不多见罕见而备受媒体舆论关注关注。我以为，这个事件也是颇为值得玩味的。

围绕这一事件的发生，媒体舆论似乎有两种不容易相融合的意见：一种是支持人大代表邓成明退场的，“邓成明做得对！早就应该走！”,“看看台湾、香港和韩国的官员被议员的问责，无不胆战心惊，不这样，官员就不能为人民服好务，如果你受不了，你就不要当官”,等等；另一种是反对人大代表邓成明退场的，他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就该说出来，进行讨论和争论都没有什么不好”，“有了矛盾就要解决矛盾，这才会有进步”，等等。
    调研者与被调研者因语言冲突而中途退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反映出当今某些地方人大代表的素质和行政官员的素质的均不成熟。管理与监督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少了谁也不行。管理与监督既然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工作，那么，不仅需要管理者与监督者个人都要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而且还需要他们双方都要具备相应的素养。

就某一项社会工作而言，由于行政者的能力不足，社会管理滞后所造成的社会秩序出现暂时和局部的混乱现象，吃苦头的最终只能是广大群众；而监督者的能力、素质低下，不能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必然影响行政者过失的纠偏，吃苦头的最终还是广大群众。假若行政者和监督者仅仅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而缺乏必要的修养，麻烦也在所难免。

人们无法评说丁红都主政下的广州市环保局的具体工作情况，也不清楚邓成明担任广州市人大代表以来具体的履行职责的情况，仅仅从作为广州市人大代表邓成明离场风波来看，他们两位均似乎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够成熟之处。

正是由于这两人不够成熟的短兵交锋，才激化了矛盾。然而，在事实上，他们之间的矛盾焦点似乎也不在这里，而在于广州市环保局的工作是否合格，人大代表提出的问题是否属实，是否代表了选民乃至辖区内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丁红都举起“否定政府”的政治长矛刺向邓成明，邓成明没有举起人大监督的盾牌进行防御，更没有以捍卫人民群众利益的勇气将监督进行到底，相反，他以退场表示无声的抗议。由于他们两人的个人性格上的缺陷，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大和政府两大机关的公信力。

愿更多的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级政府官员都能够从中汲取教训，切实提高监督、管理和沟通交流方面的素质，二者双方本来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什么不能把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事情处理得更完美一些呢！由此也看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社会制度的完善与成熟，还更需要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人的完善与成熟，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民族真正永立世界之林。否则的话，仅仅因为一点点事情就产生摩擦和矛盾，甚至还被无限炒作、扩大，那还成个什么样子呢？！